JBO竞博原标题：英国人类学的当代转向及爱丁堡大学在其中的贡献 MSc Social Anthrop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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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丁堡人类学系于1946年建立，直到1960年代仍然是苏格兰唯一一个教授人类学的高校。那时候英格兰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均以建制了人类学系，如此算来，它比英国第一个人类学系（LSE）晚了20多年。
在大众观念里，相较于英国南部的英格兰地区，处于北部的苏格兰包括城市的习俗都是很陌生的，但这也是苏格兰发展人类学的独特优势。不仅是爱丁堡大学的人类学系，其社会科学研究中心（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Centre）及其下属的苏格兰研究院（School of Scottish Studies）同样可以参与人类学研究，这也使得整个爱丁堡的学术社群更为便利地超越了当时英国人类学研究的传统范围。
不像那些老派建立的英格兰的各大学人类学中心，在爱丁堡大学从来没有任何关于防水舱的问题。相反，爱丁堡大学则是直接开发了一个处女地，公认地接受：人类学家对在本土（苏格兰）或是海外进行田野工作有足够大的权利。
防水舱英文是watertight compartments，意思是把学科的内部知识高度封闭化，防止外部知识入侵。这种情况在英国古典大学相对突出，请参见文章当中关于牛津剑桥与人类学的爱恨情仇一部分：社会学留学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社会学系硕士之文化与社会硕士MSc Culture and Society
爱丁堡大学的这种折中主义（electism）是整个英国的社会人类学和社会学日趋融合为一个整体而变得更为合理，现在很多的基本概念已经厘清，越来越多的社会人类学家开始转向对当代发展的研究。时下人类学研究所需的技能清楚地表明，以往将研究“原始社会（primitive society）”和研究“文明社会（civilised society）”两者，作为区分社会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前置基础不仅是不充分的，甚至有碍于人类学发展。随着对传统和不断变化的社会研究的发展，社会人类学与社会学的融合趋势已无可避免。
这里所讲的折中主义是在说爱丁堡既研究原始社会和海外地区，也研究本土地区和当代社会。因为人类学学科发源的研究成果就是从研究远方的原始社会开始，这个对人类学的固有印象就正如一个防水舱一样，似乎人类学只能研究原始社会，如果失去这个坚守似乎就是一种动摇人类学学科合法性的做法。
因此，从事后来看，不得不说爱大在1960年代没有把原始社会研究当做人类学学科的合法性基础，是非常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事情，但这当然也难免会让人觉得有折衷主义的立场。
过去对家庭组成或表亲间通婚频率的研究，是基于一些不可控的观察来进行概括的，但现在这类研究的研究对象即使是处于最偏僻地方的人群，也不再被接受了。当下需要进行越来越复杂的乡村人口普查，并对家庭构成、婚姻种类等方面的定量数据进行统计检验。与此同时，靠近家园（不是海外田野）的研究同样可以产生很多关于现代制度和社会问题的新认识，其中包括以人类学的方式去研究家庭、社会阶层、“落后”民族的发展、群体关系等。
在此次人类学转向潮流的大背景下，爱丁堡人类学派也顺应趋势，并不将人类学局限在对原始社会的研究中，同时还研究当代“文明社会”的人类学问题，它为这一趋势所做的学术贡献主要集中在三个研究领域：
爱丁堡为这三项研究投入巨大，自Ralph Piddington博士于1950年担任新西兰大学主席之前开始进行初步调查以来，总共有大约20个独立项目和二十四个研究人员参与其中。部分相关研究人员是专门委托的，但大部分的实地考察都是在教学休假期间进行的。所幸，系所的研究人员都充满热情，而且准许休假的政策在各方面都是有益的。老师们不仅可以获得新鲜的教学材料，而且他们有机会在该领域花费六个月到一年的时间，保持对自己学科领域的新鲜感。
纳菲尔德基金会是由莫里斯汽车有限公司创始人、纳菲尔德勋爵威廉·莫里斯于1943年成立的慈善信托基金。它旨在通过资助教育和社会政策方面的研究和创新项目，以及建设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来改善社会福祉，因此它尤其会为教育、福利和正义方面的项目提供资助。
这一领域的研究基于两个主要假设:1. 西非社会与西方接触的结果既是再融合的（reintegrative）的，也是去融合的（disintegrative）的；2. 西非社会正在发生的社会变迁可以用现代工业社会的社会过程来分析。简而言之，要问的问题不是什么是“非洲的”、“欧洲的”或“过渡性的”，而是从社会群体和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看，什么是重要的？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进行的一项调查就是非洲的精英。Alex Carey（unpublished）和Tanya Bake（1959）分别研究了黄金海岸的Keta社群（Ewe community）和中部尼日利亚的Birom部落的精英群体。Keta社会的文化更为复杂但也是有着西方教育的延续性传统，然而，Birom直到1940年代依然在物质上相对贫乏，更为固守原著生活方式。
埃维人，主要分布在西非沿海地区：沃尔特河以南和以东到多哥和贝宁交界处的莫诺河周围地区；尼日利亚西南部（靠近大西洋，从尼日利亚和贝宁边界延伸至埃佩）。他们是使用Gbe语言最广泛的族群，Gbe语属于沃尔特-尼日尔语。埃维人人口最多和第二大国家都位于非洲西部国家，分别是加纳（600 万）和多哥（310 万）。
由于这些文化上的差异也导致两地当中精英的功能有所不同。例如在Birom部落中，作为传统统治者的酋长也是自然领袖，在他们的现代影响以及部落中少数受过教育的人的影响下，Birom现在极力要求建立妇产中心、学校等。
在Keta社群中，引领当地社会进行现代事务变革的人员也并非是饱学之士，更多是受过一定程度教育（如六年级毕业离校的人）但又不是特别高程度教育的人，这些人通常比接受过更高教育的人更接近部落，同时比部落里传统的统治者更熟悉现代事务，他们将新的想法、计划和习惯翻译并传播给他们直接的社会圈子——其他酋长、文员、教师；而这些人又将他们所学的东西传授给广大市民。
此外，为了更进一步研究非洲精英，Tanya Baker 和Mary Bird（1959）也进而研究了西尼日利亚的精英群体中的女性精英的社会功能。他们发现这个地方的女性比其它任何地方的女性都渴望脱离男性而独立。年轻女性更愿意去受教育，而缺乏教育的女性则是通过他们的孩子接受教育来提高自己的地位，这些女性则通过贸易生意获得金钱来支撑她们孩子的教育。金钱作为一种社会象征越来越重要，拥有自己收入的女性，最好是凭借职业所得，会享有最高地位。妇女通过自愿结成协会，作为一个社会团体在政治和商业中也能发挥效用。
同时，Mary Bird的研究也表明了这些变迁是如何影响到了血缘传统功能的专门化，这个可以从家庭组织是如何成为一个社会和经济单位这一个现象的产生中窥见一二。这种自主性和独立性不断增强的“核心（nuclear）”家庭，正逐渐让在一种同居式婚姻中的夫妻身处不同的关系中。
志愿者组织也是Michael Banton和Kenneth Little研究的主题。他们展示了这些半传统组织是如何取代延伸的亲属关系的，特别是在农村向城市移民的过程中，为他们的成员提供互助和保护以及陪伴。Little（1951）早期的研究发现，门德族（Mende）和其他受保护国人民（Protectorate peoples）之间的社会变化往往反映在基于教育差异的社会文化群体中；阶级意识的成长受到亲属关系和其他考虑因素的抑制。
Mende（也拼写作Mendé）是西非塞拉利昂族群最大的两个民族之一，另一民族是Temne。门德人主要分布在塞拉利昂的南部和东部省，分布的主要城市包括博、凯内马、凯拉洪和莫扬巴。门德人大多是农民和猎人，他们使用的语言也是门德语。门德农村的大部分地区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机械化，农民使用锄头和砍刀进行劳作。水稻是最常见的农作物；咖啡、可可和生姜作为经济作物种植，而稻米、胡椒、花生、红豆（也称为芝麻）和棕榈油则用于当地消费。
诸如门德族这样落后弱小，当时被殖民统治的非独立国被称为受保护国（Protectorate state） 。
而Banton（1957）的研究是在塞拉利昂的弗里敦市（Freetown）进行的，目的是探究来自腹地的部落移民如何发展出适应新环境的社会制度。Banton在随机抽样的基础上收集了有关家庭规模和组成的数据，并根据种族、部落、宗教和社会经济阶层对弗里敦约80,000名居民的人口进行了分析。在这次调查之前，Arthur Porter利用文献资料研究了该市的早期历史。
自1959年5月开始并持续到1963年的项目，塞拉利昂的城市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关注。在“试点”调查之后，研究人员选择了其内陆城镇Lunsar进行调查，主要因为它完全是出于适应附近的铁矿石开采作业需求，通过移民发展起来的。这也使得工业化影响受到特别注意。James Littlejohn（Unpublished）领导了由另外两名社会人类学家组成的实地研究小组——David Gamble和David Butcher, 以及医学科学家Raymond Mills。Mills基于对该镇的一项调查得出的初步调查结果表明，在某些方面，为工资工作的非洲人比在农村工作的人更健康。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题包括当地人民的信仰体系及其对工业思想和技术的同化，而Lunsar的社会人口学、新的领导形式和分层、移民率以及主要移民群体Fula在城镇经济中的作用也被研究过。这些信息被收集和设计，得以构建各种城市化“指数”，这些指数随后就可用于比较塞拉利昂其他新城市增长中心和西非其他地方。Lunsar的研究得到了当地运营铁矿的塞拉利昂开发公司，以及塞拉利昂大学（University of Sierra Leone）的大力支持，大学的弗拉湾学院（Fourah Bay College）的各个系所提供了历史、地理和其他详细信息。
Lunsar是塞拉利昂北部省洛科港区Marampa Chiefdom的一个城镇。按人口计算，它是洛科港区最大的城镇，该镇是塞拉利昂北部的主要商业中心之一，居民主要来自塞拉利昂两大族群之一Temne（上面提到的另一大族群门德）。Lunsar最初就是一个铁矿石开采小镇，当地Temne 语言中的石头一词是“Sar”，因此该镇最初的名称是“Ro-Sar”，意为发现石头的地方，后来在殖民时期演变为Lunsar。
塞拉利昂大学是塞拉利昂以前统一的公立大学系统的名称，成立于1827年2 月，是非洲最古老的大学。它起源于由教会传教士协会于1827年2月成立的弗拉湾学院。弗拉湾学院与杜伦大学还有一段“渊源”，杜伦大学在1876年与之合作，经过近一个世纪的隶属关系和非殖民化的盛行，弗拉湾学院于 1967年前后独立出来，并与莫扬巴区的Njala大学学院合并，成为塞拉利昂大学的一部分，采用联邦制，直到2005年，Njala被排除出去成为一所独立的大学。
弗拉湾学院现在是塞拉利昂大学第一所专门研究艺术、人文、社会科学、法律、应用科学、工程和建筑的学院，是塞拉利昂大学历史最悠久的学院。它还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第一所西式大学，坐落于弗里敦的Mount Aureol，这它为弗里敦获得“西非雅典”的绰号做出了巨大贡献。
该领域研究的两个主要目的：1.提供有关有色移民群体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以及他们与英国本土居民关系的信息；2.从理论上理解更明显的种族关系“问题”，包括移民群体的融合（integration）、种族偏见（racial prejudice）和歧视（discrimination）。
由于可获得的描述性材料很少，所以首先需要调查不同的有色人种群体以及他们所在的社会情况。卡迪夫的Little和利物浦的Richmond，以及利物浦大学的社会科学系已经在这方面有所进展，但爱丁堡的首次探索是由Sydney Collins完成的。
Sydney Collins（1959）研究了黑人和希尔兹（Shields）南北部的阿拉伯人，除了分析英国种族态度对家庭生活的影响，他还比较了移民群体对当地社会环境的不同适应。Collins进而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更广泛的研究，分析了包括来自卡迪夫、利物浦和曼彻斯特，以及英格兰东北部的泰恩赛德地区（Tyneside，英格兰北部泰恩河畔的一个都市区）的混合家庭，他的发现强调白人的援助是影响（与移民群体）和谐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
Banton进一步把研究焦点投向Stepney地区有色人种群体的融合问题，Banton（1955）发现那里许多有色人种是从西非乘船偷渡来的，与码头区的黑人社区不同，他们构成了伦敦人口中一个文化混杂、不断变化的群体。Banton对这个社区的社会分层的描述即反映出其异质性：首先是“咖啡馆社团（cafe society）”，然后依次是受尊敬“老前辈（old timers）”、学生和专业人士。Banton还针对雇主对有色人种劳工的态度进行了首次系统的调查。
Stepney是伦敦东区伦敦塔哈姆雷特自治市的一个区域， 19世纪迅速建立起来，主要是为了容纳移民工人和流离失所的伦敦穷人，并以贫困、过度拥挤、暴力和政治异议而闻名。它在波兰闪电战中遭到严重破坏，超过三分之一的房屋被完全摧毁；在1960 年代，贫民窟被清理和开发，取而代之的是塔楼和现代住宅区，一些乔治亚和维多利亚时期的建筑幸存下来。
Eyo Ndem（1953）在曼彻斯特的进一步社区研究中，更详细地探索了有色群体的社会和群落差异，他描述了那里的移民群体之间自愿结社的形式，并显示他们团结和合并的方式主要是对种族“事件”的反应。Ndem 本人是尼日利亚人，曾担任海员，因此他有特殊的机会观察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行为。通过研究他发现，有色人种的医生、律师、商人和学生更喜欢与白人同事生活和工作，他们在英国的社会地位也取得了他们工人阶级同胞的认可，理由是这提升了后者的地位。
Sheila Webster，Philip Garigu（1953）和Alex Carey（1954）对殖民地学生的两次调查进一步详细研究了英国社会制度中对有色人种的社会态度。首先Sheila Webster研究了一所住宿大学中的学生，发现英国大学生对下层阶级和有色群体的两种刻板印象之间，有密切的相似性。她的研究还表明，黑人学生如何通过适应班级/肤色偏见而获得部分认可，例如选择进入一所声望非常高的大学。
在由Philip Garigue开始，Alex Carey完成的第二项研究中，英国人对颜色的社会优越感表现得更加明显。例如，Carey发现，不到20%的人愿意给黑人学生提供住宿（在样本范围内），这意味着深色皮肤人群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都比较低。为了能够获得住宿的资源，有色群体还需要支付额外的费用，而这些费用等同于“肤色税”一样（color tax）。而这份报告还证实，与黑人移民不同，亚洲人一般倾向于与当地社区和睦共处，而不是融入当地社区。
Garigue的贡献凸显了学生社团作为民族主义刺激因素和殖民政治家训练场的重要性，Violaine Junod（1952）对伦敦有色精英群体的研究进一步证明了这个结论。她发现这个精英群体中有两种领袖——妥协领袖（comprimise leader）和抗议领袖(protest leader)，前者在很大程度上充当白人和有色群体之间的中介，通过相互协议和合作寻求改变；后者将自己视为殖民地政治运动走向独立的前哨，并且固执和拒绝承认现有的关系模式。Junod的观察还强调了先前提及的在有色社会内的其他种族群体之间的划分，即使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西印度和西非的专业阶层之间也几乎没有非正式的互动。
Banton基于上述大部分实证材料，再加上自己的态度调查，对白人对待有色人种的行为进行了批判性审查（1959），他特别强调偏见（prejudice）是一种心理现象，而歧视（discrimination）是一种社会学现象，英国人对有色人种的态度可以被理解为，将色人种视为了一种“原型（archetypal）”陌生人，陌生人可能对正确的行为规划不明确，所以英国人倾向于避免与他们发生关系。而且深色皮肤会降低一个人的声望，反过来也会降低与他交往的人的声望这一事实，也是英国人和有色人种之间非正常关系模式的另一个原因。
最后，还有Sheila Patterson（1960）对Brixton（布里克斯顿是英格兰伦敦兰贝斯区的一个地名）的西印度社区的研究，不同于上面的研究，这完全是由于当时加勒比海移民潮造成的居留问题。此外，尽管该研究在相当长的篇幅中讨论了有色人种对英国条件的适应，但它与此前分析移民情况下的态度方面的大量研究不同，移民的大部分是来自农村，他们与移民地国民的背景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社会和文化差异。显然，西印度人和本地的Brixton人之间都存在相互适应和慢慢妥协（Modus vivendi），这与诺丁山等地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
archetypal来源于希腊语，指首创的模型，代表同一类型的人物、物件或观念，常用于分析行为、历史心理学和文学有关的领域，例如荣格心理学中，普遍存在于个体心理中集体继承的无意识观念、思维模式、形象等；文学、绘画或神话中不断出现的符号或主题。原型往往被后来者一再的重复模仿与重塑。
Modus vivendi，权宜的妥协，是一个拉丁语词汇，其意思为“生活模式”或是“生活方式”。该词汇经常用于表示一种允许冲突中的各方得以和平共处的协议或安排。在科学或生物学之中，该词汇被用于描述生物的习性。
这一类研究目的是测试人类学概念对分析现代社会的有用性，并获得对英国生活方式的新见解。因为认为接近传统人类学研究的社会类型（原始）更加合适，所以样本选择了几个数量较小、相对孤立的农村社区。
这一程序方式在某些情况下被证实比其他方式（与研究目的）更相关。Frank Vallee（1954）对Inner Hebrides（内赫布里底群岛，是苏格兰大陆西海岸的一个群岛）的一个岛屿进行实地调查后发现，当地岛民关于性别和不同年龄群体的传统角色的观念仍然很强。在亲戚和邻居之间，类似的现象也很明显，尤其存在于婚礼等各种仪式中。
另一方面，岛民与大陆人的关系要正式得多，没有人情味，而且大陆人掌握着大多数权威职位和社会地位，这意味着在某些种族中，岛上存在着双重的关系体系。然而，一般来说，同化的过程是对周围的社会和文化的。除了从本世纪初以来发生的变迁中证明这一趋势之外，Vallee还描述了该地包括种植在内的文化习俗，这些习俗将岛民区别于英国其他不同的群体。
另一个相关的调查，来自Trefor Owen（1953）对同一组的North Uist（北尤伊斯特，位于苏格兰东南部的外赫布里底群岛）的研究，他的结论表明与现代生活方式类似的同化，该研究还包括对North Uist各种长老会组织（Presbyterian groups）的讨论。其中Vallee Roman研究的岛屿，罗马天主教是占主导地位的宗教力量。
Presbyterianism，长老宗，其教会称长老教会（Presbyterian church，简称长老会），是西方基督教新教加尔文宗的一个流派，源自十六世纪的苏格兰的宗教改革。长老教会持守加尔文主义，尤其是苏格兰长老会基本完全延续着加尔文及其门徒的教义。
Vallee和Owen的工作都是代表爱丁堡大学的苏格兰研究学院（School of Scottish Studies）进行的，对苏格兰生活的更传统方面进行研究的是Farnham Rehfisch（1958），他的主题是修补匠（Tinkers）。Rehfisch实地考察了Perthshire（珀斯郡，位于苏格兰中部，历史悠久）和Aberdeenshire（阿伯丁郡，位于苏格兰东北部，气候严寒），发现其游牧民族和永久居民群体中的修补匠们，经常因为受到怀疑和敌意而难以融入——这种敌意又会反过来引起修补匠们的强烈敌对态度。
根据Rehfisch的调查结果，修补匠的被排外也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他们可以被看作一种种姓（caste）：如果修补匠的配偶是该群体之外的人，那么配偶几乎总是放弃与非修补匠世界的联系。虽然局外人认为修补匠这个群体没什么区别，但修补匠自己却有非常明确的阶级区分。等级结构中最低的被称为“far back”，有普通人公认的缺点；被称为“hawkers”的，生意做得比较好，被认为是受人尊敬的；被称为“dealers”的是最高阶层，拥有财产并能进行更大规模的买卖。
种姓是一种社会阶层制度，是一种以血统论为基础的社会体系。其特点是通过内婚制、继承的方式传承某一特定阶层的生活方式。虽说许多不同的宗教中都有种姓制度，但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印度，种姓将印度社会的人们严格地划分成不同的组别，这一习俗从古时一直流传至今。然而，由于城市化、平权行动的进一步推广，印度种姓制度在经济活动上的重要性已经大大降低。
印度的种姓制度将人分为4个等级，即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被称为“达利特”的贱民则不算作人民。四个等级各自在地位、权利、职业、义务等方面有严格的规定，等级森严且世代相袭。相似的还有我国元朝时期的四等人制，蒙古人作为统治民族被列为第一等级，其余又依次分为色目人、汉人、南人三个等级。
而Littlejohn的结论则与上述苏格兰社会的传统形式形成对比，他基于对Border hills（苏格兰边境的丘陵）这个偏僻的农村教区的社会结构的研究，发现它已完全融入英国社会的整体文化，并共享其价值体系，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社会阶级分化的形式上。在这方面，Littlejohn的分析表明了文化行为对社会声望和阐明妇女与男子在社会地位和社会责任方面的区别的重要性。
Erving Goffman虽然出于不同的原因，但也利用了小型社区的优势，研究Shetland Islands（设得兰群岛，大不列颠岛以北的群岛，英国领土的最北端，苏格兰32个一级行政区之一）的群体。他的研究目的是理论而非民族志上的：是为了区隔和规范那些经常发生的，我们通常称之为面对面交流的实践，尤其是那些系统框架对整个社会起作用的表达方式。研究的重点放在人际交往的各个方面，其间沟通作为一个过程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方面，戈夫曼假设人与人之间的所有互动都是平等的，他试图以参与观察者的身份关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无论这些事件当时看起来多么无趣。
爱丁堡社会人类学家也参与了许多各种各样的项目，目前正在从事新领域的研究，例如苏格兰不同社会群体的离婚率、警察的角色和地位、教育的角色等等。研究生还研究了广泛的问题。然而，由于篇幅所限，本报告集中讨论了系所专业化最为突出的三个领域。虽然对这种专业化有明显的反对意见，但经验表明它有几个重要的优势：
许多在同一领域工作过的调查人员、相关档案和其他已发表的文件出现在同一地区，这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沟通困难，因为对爱丁堡的情况（资料分散）来说更为严重，更多的人类学和社会学同事以及主要图书馆都位于三四百英里之外。更明显的好处是，对特定问题或地理区域的集中研究有助于启动新项目，因为新的工作人员可以从离开的研究人员停止的地方接手。此外，当与同一区域连续且集中地保持连接时，它极大地加快了安排制定——可以以更少的费用，以少于通常用于进行初步接触和寻找线人的时间启动一个新项目；而且还能将该研究地区用作培养年轻研究者的的场所。
